“语言声望规划”速描

子曰汉硕刘老师

观约按

      语言政策与规划在六七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声望规划、习得规划等次类。不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基本上都是前两类研究较多，后两类研究较少。本期“观约谈”就聚焦语言声望规划，速描勾勒以期此论题能获得更多关注、得到更多研究。

缘 起

学界一般将Haarmann(1990)看作是“声望规划”(prestige planning)进入语言政策与规划系统的开始。它也成为了继Kloss(1969)区分了“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Cooper(1989)提出了“习得规划”之后的第四种语言规划类型。

       就声望本身来说，在布尔迪厄的资本体系中，它是归属于四大资本[1]中的符号资本的（Bourdieu, 1982; 1991）；而社会语言学界至少从Trudgill(1972)开始就已经密切关注到了显性声望(overt prestige)和隐性声望(covert prestige)的差异性问题。在社会语言学发展的早期，“声望语言”往往与“标准语言”是等义的，表现在：一方面在当时所研究的绝大多数语言中，声望变体和标准变体是重合的，所以这两个术语可以互换，另一方面这两个术语往往合二为一成一个术语“声望标准变体/语言”。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好多语言中，好多情况下，二者并不重合，比如Ibrahim(1986)等的研究。语言声望是某群体给予特定语言或方言相对于其他语言或方言的尊重程度。影响语言声望的因素众多，比如大众媒体、语言功能大小、文献的丰富程度、语言及所属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国际地位、有声望的使用者、经济价值、政治的、宗教的、历史的，等等。测量语言声望的常用方法是语义分化法(semantic differential)和变语配对法(matched guise)（Lambert et al. 1960; Baker 1992; Garrett et al. 2003）。

语言声望规划的界定   

Haarmann(1990)指出，任何一种语言规划都必须吸引正面的价值，即规划活动必须具有声望，以保证获得语言规划者和预计会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支持。他还区分了两种声望：一种是与语言规划的产生相关的声望，另一种是与语言规划的接受相关的声望。语言规划发生在政府活动、机构活动、群体活动和个人活动等四个不同的层级中，这些层级反映不同的声望，代表不同的组织影响的效率。语言的声望规划将对语言规划的成败产生影响。声望规划是与语言形象相关的规划。Ager(2005a)通过对威尔士、马来西亚和魁北克三个实例的分析，认为声望规划至少包含三种不同的意义：声望（形象）可以用来反映身份；声望可以用来描述语言政策的实施方法；声望与规划者自身及规划者所规划的社区有关。（王辉 2013）

语言的声望规划与其它几类规划之间的界限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清晰。比如Ager(2005a)指出，学者们对声望规划是否应该归属于地位规划是有争议的。但是，有大量证据显示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及其他地方，给予当地语言官方地位并不是必然会在实践上能转换成这些语言的声望和地位（Kamwendo 1994; Kamwangamalu 2004）。而与声望规划经常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形象规划”（image planning），二者也经常被连在一起而合称为“声望与形象规划”。Ager(2005b)全文的核心就在于区分“形象规划”和“声望规划”。在分析以复兴濒危语言为目的的威尔士语言政策的基础上，作者区分了四个互为关联的概念：形象、地位、声望和身份。四个概念形成了两组：形象是某社会半现实身份的非事实版本，而声望则是对语言生态中某语言半现实地位所持态度立场的结果。修订地位或身份的规划往往被看作是“真实的”规划，这一点类似于对于社会或经济变革的规划，而声望或形象的变更则需要情感操控，如同商业市场。而形象规划作为身份构建和巩固的一个阶段，有必要与作为态度转变的声望规划予以更详尽的区分：形象规划是长期的、理想的、扎根于语言平等信念中的，声望规划则是短期的、政策指向的，而且往往让人联想到军事冲突与强烈的统治意识。

语言声望规划的主体

不管什么样的规划类型，规划主体一般都是多元的，而且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路径。比如Sallabank(2005)就讨论了自下而上的声望规划主体：压力集团或个人。文章讨论了海峡群岛英属葛恩西岛的语言规划措施。当地土著语言只有2％的人口能说得流利，处于Fishman提出的8级濒危等级的第7级。它没有官方地位而且社会声望很低，语言规划也几乎没有官方支持或资金。政治自治并没有增加语言的地位或阻止代际传播的下降。大多数语言规划举措规模很小，主要是由压力团体(pressure groups)或个人承担，他们关注的是基层的社会声望，而不是其官方地位。

Chríost(2005)则分析了自上而下的声望规划主体：威尔士语言委员会。文章简要介绍了威尔士语言委员会作为威尔士主要语言政策和规划机构在声望规划和威尔士语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它描述了威尔士议会政府威尔士语言政策的权力下放，以及最近和首次国家审查是如何为威尔士语言委员会的工作提供直接背景的。文中对由该评论产生的关键性政策文件Iaith Pawb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并确定了与声望规划的关系。也讨论了威尔士语言委员会对声望规划的实践，涉及到了对观众—公民和消费者的观念的意识形态关注，解决新自由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以及社群主义社会国家的概念等论题。

Hult(2005)也曾分析了一个自上而下声望规划的例子：瑞典。英语和瑞典语在瑞典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英语在某些领域的侵犯可能会导致瑞典语地位的丧失。近期由瑞典政府委托制定的一个名为“Mål i mun”的语言政策提案就旨在解决这一担心。它部分地通过概述瑞典语和英国各自角色的建议来达到增强瑞典语的目的，主要涉及以下领域：（1）在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中；（2）在公共、商业和政府环境中。文章概述了这一建议的发展历程，以及瑞典语和英国在其政策建议中的相对地位，尤其关注文件中的地位规划和威望规划的思考。

语言声望规划提出的意义

Haarmann(1990)提出的这一规划体系之所以有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进一步强化了规划发生于不同层面以及目的多样的理念。他区分了多个层面，这些层面代表了不同的声望或效果，会影响到语言规划的成功与否。这几个层次包括：个人活动、团体活动、机构活动、政府活动。Kaplan & Baldauf(1997: 50-51)总结了Haarmann四个层面的实例，并添加了他们的一些例证，概述如下：

1.1	华南地区的订单数量整体比去年增长10%16世纪新教主教Mikael Agricola为提升芬兰语作为教学语言而作的努力；议员S. I. Hayakawa为推动英语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所作的努力。
1.2	在德国，J.H. Campe, J.G. Fichte, E.M. Arndt等人为语言纯洁主义所作的努力；G. B. Shaw的英语拼写改革。
2.1	从1893年起盖尔语联盟为维持爱尔语作为母语和口语变体所做的各种活动；澳大利亚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语言联合会为他们语言的复兴、保持和生存而作的努力。
2.2	从1854年Félibrige建立开始一些作家和哲学家就一直在推动的对现代奥克西坦语(Occitan)书面标准的精细化；毛利语委员会为标准毛利语词典的出版所作的努力。
3.1	挪威为确立nynorsk和bokmål这两种语言变体各自的功能所作的工作；loi Toubon纯化法语的工作。
3.2	北欧诸国为民族语言术语现代化所提供的诸标准；印尼语和马来语中新词汇的创制工作。
4.1	比利时，与法语、荷兰语和德语的地位相关的政府立法；努瓦阿图宪法声称民族语言是Bislama。
4.2	从1920年代开始的为苏联新的标准语完善书写系统，或者近期中国为少数民族创制/完善书写系统。

显然，这几个层次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特别明显的，而是有时候会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协同完成。

Baldauf(2004)通过对澳大利亚语言政策和规划若干方面的分析，论证了声望规划在语言规划体系及实施中重要作用。作者指出澳大利亚的教育语言规划是过去25年多的时间中语言教学提升的关键路径，这一规划为附加语言(additional languages)在全国范围的声望和传播贡献巨大。所以，尽管经常被忽略，但是如果没有声望规划所强调的接受性目标(receptive goals)，语言规划的生产性目标(productive goals)的实现将会变得更为渺茫。[2]

此外，对于一种语言的国际传播和教育来说，语言声望规划也应该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工作内容之一。

结 语

在四种类型的语言规划中，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是研究的重心，而习得规划和声望规划则相对受关注度不高，尤其是声望规划。这与声望规划本身内涵和外延的较大张力有关，也与其功能域和影响域有关。但无可否认的是这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不管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语言的国际传播方面，莫不如是。

虽然早在1992年苏金智（1992）一文就介绍了声望规划，并在苏金智（1993）将之应用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双文字政策的研究中了。但是显然目前国内对于此论题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一个例证之一是以“语言声望”为主题搜索“知网”仅得到16条记录，而换为“语言声望规划”则只剩下9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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